朱品富收到母亲的来信时，刚刚从厂区的工地上下来。 他上身穿着一条灰色背心，脖子上搭着汗巾，下身穿着一条短裤，踩着一双满是土灰的人字拖，脚指甲里嵌着风干的黑泥。他摘下头上的黄色安全帽，用汗巾抹了把脸，读着母亲寄来的信。 信上的字并不多，只有短短的两行，但朱品富却看了半晌。他摸了摸裤袋里的“红双喜”，抽出一根烟时，手指略有些颤抖。 他对父亲的摔伤感到忧虑，他对立刻回家也没有犹豫。只是当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谷凉的田地，家里的畜禽，还有多年未见的至亲时，他的呼吸有些局促，眼里有些恍惚。 六月的北方并不炎热，朱品文的厂区里是满目的枯黄和灰白，没有一点绿色。这里的风与谷凉夏日里断断续续的微风不同，它来势汹汹，把路面的灰尘和工地上的沙土粗暴地卷起；它去也匆匆，像工地上男人的争斗，没过多久就息事宁人，风平浪静。 朱品富草草地收拾了行李，坐上了回岭溪的火车。 乾阳镇的中心医院里，朱虞高终于醒了过来。他感觉右边的脑壳隐隐作痛，身体像地里的青石一样僵硬无比。他想翻身却又感觉腿脚无法动弹，他不知道自己的小腿上已经绑上了石膏。 朱品文坐在他的床边，手肘撑着床头柜，手掌托着半个脸颊打着瞌睡。朱虞高侧过脸看着眼前的儿子，他眉毛不很浓，印象里不像朱品富的眉毛那样又黑又粗。他看人总是先看眉毛，他觉得一个人有多少力气和精神气，甚至有多少出息都在额头上的这两条眉毛上了。 当然他也觉得朱品富是个例外。 朱品文的头发很久没有修剪了，两边的发梢已经要盖过耳朵，额头的头发顺势垂下来，几乎要遮住他托在脸上的半只手。他穿着一条灰白的短褂，手臂上的青筋若隐若现。朱虞高唯一满意的是儿子的高鼻梁，他们父子三人的鼻梁都不低，外村人看一眼他们的鼻子，就知道他们是父子。 朱虞高把脸侧脸回去，他望着病房里的天花板。皲裂的白墙上挂着几颗灯管，风从窗外吹进来，几盏吊扇微微转动。他闭上眼，想着住院的医疗费，想着朱品文的高考成绩。 护士从门口进来，给旁边的病人换了吊瓶。她走过朱虞高的床位时，抬头看了眼还剩五分之一的盐水，拍醒了一旁犯困的朱品文，提醒他记得叫人换吊瓶。 朱品文迷蒙中点了点头，朱虞高也睁开眼，抬头盯着吊瓶里的盐水往下坠，一滴，一滴，一滴…… “爸，你感觉怎么样？” 朱品文揉了揉惺忪的眼，站起来走到父亲旁边。 “头痛，脚杆痛，你看看我这个脚是怎么了。”朱虞高伸出尚能活动的手，指着下半身的脚说道。 “有点伤到骨头了，医生给你打了石膏，好得快。” 朱虞高不再试图去动他的腿，他静静地躺着，尽管他并不知道还要接着躺多久。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月……他突然担心地里的玉米没有人收，妻子一个人在家中不知道能不能应付的过来。他想让朱品文回去，但他自己却没有任何行动的能力。 他看着床边的儿子，他已经比朱品富离开时还要高，看起来也壮实了许多。他渐渐回想起木梯上没听清的话，抬着手问他： “考上哪里了？” 朱品文像被雷击了似的木在那里，眼睛里是一滴一滴往下坠落的盐水，他扶着挂吊瓶的铁杆子，手指头感到一阵冰凉，他抿了抿微微颤动抖的嘴唇，说： “没考上。” 朱虞高闭上眼睛，吸了口气，缓缓地呼了出来。病房的枕头太低，床垫太软，他感觉自己的头和身体整个都陷进了床里。 门外的走廊满是娃娃的哭喊声、急促的摇铃声、病人的哀嚎声、护士的脚步声……门内的几床病人静静地躺着，只有医疗仪器间或地发出几声“滴——滴——”。 医院建在三面环山的高地上，在三座连绵的青山上方，正午的太阳正高傲地俯瞰着整个乾阳。病房里没有一点风，阳光从窗户上爬进来，照在洁白的被套上，照在冰冷的铁杆上，照在朱品文微微弯曲的脊背上。 他觉得父亲的沉默震耳欲聋。 吊瓶里的盐水要滴完了，朱品文机械地迈开脚走了出去，去请护士帮忙更换吊瓶。 朱品富到达岭溪时，已经是凌晨的三点钟。他站在岭溪火车站的广场上，看不见灰蒙蒙的天，看不见绿油油的田。乌黑的天际间只有几颗模糊的星，只有芝麻大小，月亮稍微大些，像颗白亮的珠子。他找了一处空地，靠着墙坐了下来。 虽然是凌晨，岭溪的火车站也并不冷清。广场上到处是背着行囊的人，有的漫无目的地走，有的行色匆匆地朝着站台狂奔。售票大厅的门外到处是席地而睡的人，或许是后半夜的微风太冷，或许是害怕扒手的暗算，每个人都把行李紧紧地抱在怀中。 朱品文坐在一盏路灯旁，怀里也紧紧地抱着他的背包。他在北方的几年里，先后辗转了三个城市，他记不清这几年一个人在外的风风雨雨，他也不想去回忆。对他来说他乡的风雨也是过客，只会在他无助时张牙舞爪地嘲讽。唯有母亲缝制的布包，和包里存蓄的钞票陪着他一路兼程。 岭溪的山风带着凉意，把疲倦的人吹进了梦里。朱品富不敢睡去，他盯着每一个漫步游荡的行人，手指头紧紧地攥着布包的边缘。 最早的班车在五点半，朱品富靠着路灯，回想起弟弟朱品文。 三年前他写信让弟弟北上，当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