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山脚下有一座小镇，镇子不咋大，却是十里八村唯一的集市所在地。 周围山村的百姓，会把自己用不到的商品拿到这里出售，然后换取生活所需。 很多时候大家甚至都是以物易物。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唐闹钱荒，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严重不足。 只有大一点的城市钱币购物才是主流，县城以下多是半数用钱半数以物易物。 在偏远一些的地方，以物易物更多一些，或者用粮食布匹作为一般等价物。 不过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来说，影响到也不是很大。 反正这一片的百姓自得其乐，日子过的还算平稳。 每逢初一十五小镇就会有大集，赶在这两天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来和朝廷的人口管控政策有关，没有正当理由百姓是不允许随便出村的。 啥？你要赶集？别急，等初一十五大家一起去。 二来外地的商人也会在这两天来到这里，带来更多的商品。 同样的，这些外地客商也会采购很多货物，价格也会略高一些。 百姓们有了什么比较值钱的货物，比如山上的野味儿，一些草药之类的，都会集中在这两天过来售卖。 这天又是十五，周边村子的百姓天不亮就起床往这里赶。 这会儿可没车赶集全靠步行，离的稍微远一些的，必须要早早出发才能赶在晚上回来。 否则就会变得很危险，这种危险不是来自于贼寇，而是衙门。 这里介绍一下唐朝的人口管控政策。 在宋朝之前，国家对基层的管控严格到变态的地步。 就以汉唐为例，乡村干部多的令人瞠目结舌。 乡里的官吏包括乡啬夫、乡左、乡三老、乡干、乡司、游徼、里正、里胥、里尉、里魁。 里治中、里父老、里祭酒、里祭尊、里长史、社长、亭长、鼓史等。 还有邻长、伍长这种村小组一级的干部。 这么多官吏可不是摆设，而是用来管理基层百姓的。 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村子是有围墙的。 人们统一出工统一收工，村干部也就是邻长、里胥等人，坐在门口监督百姓。 早上检查有没有人没出去干活，晚上看谁没回来。 而且干完一天活回来的时候还不能空着手，必须要砍一些柴回来。 到了冬天百姓也不能闲着，女子一个月纺织的工作量，要相当于农忙时期四十五天的工作量，还要相互交流技术经验。 是不是觉得这个制度很熟悉？ 别误会，这不是集体制，而是体现国家对乡村的管控到了多么变态的地步。 可以说普通百姓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管。 还有就是，我们习惯性的以为，中国的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以血缘、姓氏为基础汇聚而成。 乡村被广大宗族所控制，以至于有了皇权不下县的说法。 事实上并不准确，以姓氏、血缘形成村落的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悠久。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宋朝之前，国家是严禁百姓以血缘、姓氏为纽带，大规模居住在一起的。 世家贵族可以同姓居住在同一个广阔区域，普通百姓不行，防的就是地方形成宗族势力。 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世家贵族，在这一点是利益是一致的。 为了统治，他们会人为调整百姓的居住地点，把一些人口多的家庭打散安置在不同的村落。 一个村落百十户人家，往往会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姓氏组成。 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记载，直到唐朝末期中国的乡村还是多姓杂居。 到了宋朝，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发生改变，商业也逐渐发达起来，国家对百姓的人身禁锢进一步松解。 随着书院的普及，知识流向民间读书人的数量增多。 而读书人是需要游学的，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对人身禁锢的松绑。 村子的围墙也在这个时候被拆除，百姓可以自己决定今天是干活还是休息。 想赶集就去赶集，想走亲访友就去走亲。 但因科举大兴，另一个阶层应运而生，那就是地方士绅阶层。 士绅阶层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曾经的世家大族，他们的影响力只在本乡本土，到了县城就不好使了。 可当无数士绅诞生之后，乡村就被彻底割裂出去，在广大乡村形成了以宗族为单位的村镇。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熟悉的，以同姓或者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村镇。 即便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以同姓或者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村庄才普遍存在。 而以上这些知识误区，都是清末民国时期才形成的。 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很多东西只能根据清末时期的社会现状进行推理，难免出现谬误。 后来国家富强了，有能力对古代历史进行科学考证，再加上大量古籍的出土，才还原了古代的真实情况。 …… 此时才是初唐，人口管控非常的严格。 当初陈景恪还是靠着医师的身份，才获得了相对自由。 毕竟国家管控在严格，有些职业还是具备一定‘特权’的。 比如读书人游学，医师游医，商人游走…… 当初他手中就有一份当地衙门给出具的身份证明，表明他医师身份，各路官吏不得刁难。 后来也是靠着这个身份证明，才从老家逃离进入长安。 否则一个普通百姓想跑到长安去，纯属想多了。 路上有无数的人查看身份证明，就连住店歇脚、乘车乘船，都需要身份证明。 衙门会不定时对客栈、车船等进行突击抽查，如果发现有身份不明人员，直接就当成逃犯给抓起来。 店主和车船主人也要跟着受罚。 晚上在外面逗留尤其危险，一旦被官吏抓住，不分青红皂白先是一顿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