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7月，仲夏的蝉鸣回荡在画眉山脚的榆树林，山间的溪流已经干涸，只是在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碎石中间，隐约可以看见河床的形状。山上没有公路，有的只是蜿蜒狭长的红土小道。每当雨季来临，被炙热的烈阳暴晒多日的山地贪婪地吮吸着每一滴雨水，将它们渗入树根，吞入地底。哪怕是失去生命的裸土，也要汲尽水分，使经过的一切都带上赭红的泥泞。 顺着土路下山，往东行两三里地，就是乾阳镇最小的村庄谷凉。一条横穿的高速公路把谷凉分为两块。公路西边离集市稍近，绕过画眉山再行两里地就是赶场的地方。这一年沿路还没有兴建洋房，只有零星的几家砌起了小平房。 公路的东边居住着十几户人家，他们错落在十余座山头之间，围绕着祖祖辈辈踏出的一条大路修建房屋。山脚的田地高低错落，从公路上看，人们仿佛能够在不同的平面上劳作。 靠近东南角的两座山中间，有一处巨大的凹陷，不知名的树丛、野草，从凹陷的内部蔓延开来。第一次来谷凉的人，穿过高速路底下的桥洞，踩在东边的这条大土路上，抬头就能看到这团来自地底的使者。 沿着这条宽阔的土路往北面走，出现了第一个分叉，继续向北，是平缓的沿山大道，而往西看，则是谷凉的另一个凹陷。 与东南角的天坑不同，这处凹陷更像是两座山丘的鞍部。那条宽敞的大路自此铺成了一个马蹄形，沟通了谷凉最西边的几户人家。经历了一路的蜿蜒陡峭，顺着大路爬上这里，地面总算变得平坦踏实。满地的玉米在阳光里沐浴，嶙峋的青石被晒得滚烫。 玉米地旁的一处茅草屋，刚满七岁的朱品文跟着父亲朱虞高去屋里堆玉米棒。 朱虞高穿着一件粗布汗衫弯腰走进茅草屋，他身材中等，皮肤黝黑，两根粗壮的臂膀上挽着袖子。他扛着一袋新摘的玉米进来，转身坐在长凳上就开始剥了起来。 朱品文坐在长凳的另一边，手里拿着一个剥好的玉米棒，摆弄着上面的一个个的凹槽。他突然发现有几个没剥下的玉米粒，便用黢黑的小手把它们抠了下来。指甲里除了已经风干的泥土，又新添了几块玉米粒的胚乳。 这座不到十平米的茅草屋，是朱虞高和大儿子朱品富花了三天堆完的，专门用来囤放过冬的柴草、谷堆，有时还把常用的锄头、铁耙也放在里边。 七月的光景里，正是玉米成熟的日子。剥好的玉米棒堆在茅草屋里，像一座小小的金字塔。 朱品文坐在长凳上，刚进屋里时的一股茅草香逐渐闻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父亲手中的玉米粒的清甜。他望着面前与他差不多高的玉米堆，他无数次想变成房顶上的那只黑猫，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爬上这座小塔。虽然对于一只猫来说，这应该算得上是一座大山。 “你要读书不？”朱虞高转头看了一眼小儿子，手里仍不停地码着玉米粒。 朱品文很早就听说了上学的概念。他看到哥哥朱品富经常早上天刚亮就动身，背上母亲为他做的小布包，嘴里咬着一根煮玉米就离开了家，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 朱品文每日的生活则是在谷凉最西边的土地里探索。之前的他还很小，父亲要求他不能离开家门前的两块红萝卜地。这地里除了零零星星尚未除尽的杂草，就是整齐的萝卜叶。有时候母亲也会挑一个大点的红萝卜拔出来，用镰刀刮去土，削去皮，将那株令人可口的白色放到朱品文手中，看着他认真地边嚼边品，像是吃到冰糖似的。 但是红萝卜并不如冰糖那般甘甜，朱品文回味着嘴里水灵灵的清香，既有爽口的脆甜，又有一点辛辣，他吃到后面感觉嘴巴里有几只蜜蜂，正轻轻地扎他的嘴唇和舌头。 往后长大了一点，他的活动范围拓宽了。他独自跑到夏二爷家的油菜地抓蜜蜂时，尽管被母亲抓住打了一顿，但他听得很清楚，母亲是因为他踩坏了夏二爷的油菜才打的他，这也就是说，他不止能待在那两片没意思的萝卜田了。况且，母亲并没有发现他偷偷拿了父亲的小药瓶，那个白色的小空瓶里有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但却是抓蜜蜂的好工具。当母亲和夏二爷在油菜田里呼喊他的名字时，他正逮住一直在油菜花上发呆的蜜蜂，他悄悄用一只手把药瓶的瓶口凑到蜜蜂身旁，另一只手捏着瓶盖，突然猛地连着蜜蜂和花瓣一齐并入瓶中，连同他的欣喜都装进了瓶里。 有时候他并不乱跑，而是跟着母亲一块去玉米地，顺便帮着提一壶清甜的米酒。 谷凉的夏天总是烈日当空，母亲戴着竹编的斗笠，背着硕大的箩筐，把摘下的玉米一颗颗地往里面放。朱品文没有斗笠帽，七岁的他身高没有一株玉米来得高，手臂还没有一根玉米叶来得长。他坐在野草地上，背靠一块暖洋洋的青石，望着眼前的一片翠绿。 西面的土地平坦肥沃，朱虞高家的玉米长得又高又大，需要他们全家人花好几天才能收完。玉米成荫的田地里，朱品文感受不到汗流浃背的炎热，他手里搓着泥球，等候着母亲过来歇息时，给他倒一碗甜得醉人的米酒。他不偷喝也不多喝，因为母亲跟他说过小孩多喝会“酿人”，他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词，以至于之后吃不完饭，喝不完药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不要咯，不要咯，太酿人咯”。 烧人的太阳终会落山，温暖的夕阳把谷凉高低错落的玉米地照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