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的论据支撑。
荆州刺史是曹爽党徒李胜的故职。李胜在担任荆州刺史之前是河南尹，而河南尹的职位，最初预定由王基接任。
（曹爽）乃以（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何）晏典选举，（毕）轨司隶校尉，（李）胜河南尹……（正始）9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魏书曹爽传》
（王基）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曹）爽伏诛。--《魏书王基传》
司马懿任免曹爽旧部王基担任荆州刺史，其政治寓意是明显的；
此即释放善意信号，表达出和解意图，引诱曹爽旧部投诚。
至于征南将军王昶（太原王氏），是司马懿的党徒，例证非1。
司马懿在诛杀曹爽之后，首先征询了王昶的意见；
王昶的侄子、狗贼王沈，又是司马昭的附庸，并协助其谋害魏帝曹髦，其家族的政治立场显而易见。
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王）昶陈治略5事。--《魏书王昶传》
（曹髦）于是入白（郭）太后，（王）沈、（王）业奔走告文王（指司马昭），文王为之备。--《汉晋春秋》
在此背景下，司马懿任免王基担任王昶的副官，既是恩赐，也是考验，实际是借此观察王基的表现。
王基虽然改换门庭，1度屈从司马氏，不过他并非毫无底线地趋炎附势，反而保留了较强的自主性。
司马懿在正始之变后数年即死（251），司马师承袭父业。
司马师掌权之初，王基上疏推荐了许允、傅嘏、袁侃、崔赞4人，称他们“有直质而无流心”。
司马景王新统政，（王）基书戒之曰：“……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1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魏书王基传》
需要注意，上述4人中，唯有傅嘏亲善司马氏，其余3人与司马氏的关系都十分微妙。袁侃是刘备旧部袁涣之子，崔赞是许允的至交，许允则走上了反抗司马氏的道路，最终被司马师所杀。
（许）允少与同郡崔赞俱发名于冀州……（许）允以嘉平6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随，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略》
正元2年（255）魏将文钦、毌丘俭叛乱，司马师欲集结重兵，但王基却反对司马师的战略部署，还公开宣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随后自主行动。
景王（指司马师）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王）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遂辄进据南顿。--《魏书王基传》
需要注意，文钦与毌丘俭的军事行动，并非针对曹髦，而是意在司马师。因此王基口中的“君”，非指曹髦，而是指司马师。
（毌丘）俭、（文）钦等表曰：“……（司马）师以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朝臣非之，义士讥之，天下所闻。”--裴松之注
文钦之乱平定同年（255），司马师亦死，司马昭承袭兄业。
甘露2年（257）魏将诸葛诞据淮南叛乱，司马昭都督诸军讨平。叛乱平息之后，司马昭“有灭吴之志”，王基再次出面谏阻，最终伐吴之计不成。
文王（指司马昭）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王）基谏……文王乃止。--《魏书王基传》
景元2年（261）吴将邓由上表请降，结果王基在给司马昭的上书中，不谈纳降与否，却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
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王）基被诏……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魏书王基传》
“嘉平”即曹芳在高平陵政变后的新年号，“内难”则指代王凌与令狐愚、文钦与毌丘俭、诸葛诞等曹魏旧将发动的淮南3叛；以及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针对司马氏的政变行动。
换言之，王基在上书中，对吴将的请降不置可否；反而借题发挥，揶揄司马氏的篡夺行为与曹魏的内乱状况。
可见王基虽然在曹爽死后改换门庭，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不能简单视作司马氏的附庸。
王基的仕途变迁与兴衰始末，反映出魏晋嬗代背景下，曹魏旧官僚的普遍心态。
他们接受了曹爽倒台的既成事实，也与魏国的新主人司马氏达成了妥协与合作，但他们又并非纯粹的附庸角色，反而具备较明显的独立自主性。
王基为代表的曹魏旧官僚有两个特点，其1是资历较老；其2是功勋卓著。
仕宦履历与年龄资望，赋予了这群旧官僚“拒绝沦为附庸”的底气。
相比于“凭权仗势，浮华相扇”的曹魏2代与3代子弟，王基这类耆老人物，往往能保持住相对纯粹的立场，不会过分狎昵于特定的政治集团。
（何）晏等浮华相扇，凭藉权势，惟以割分产业，因缘求欲为事。--王懋竑
举例而言，王基在正始年间虽然党附曹爽，但从他逃过司马懿清洗的结局来看，他与曹爽应该还是保持有1定距离，与何晏、邓飏、丁谧等人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