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汪增其被批判，下放到武城的农场去刨粪，他只能苦中作乐。
回家探亲的时候，他跟妻子笑着说冬天刨粪根本闻不到臭，崩到身上的也都是冰渣子，一抖就落地上了。
却不谈在零下一二十度的户外，他铲着这样又臭又硬的冰碴，做着与自己身体和精神完全不匹配的工作，到底是怎样的磨砺与辛酸。
后来那个年代，他在京剧团醉心创作，写就了《沙家浜》等好几个经典戏剧，传唱一时，可是结果等到事情平复，他反而又因为参与这些工作被调查。
当年写得有多好、有多受欢迎，此刻受到的反噬就有多强烈。
就这样，汪增其谨小慎微的生活到了1980年，若不是好友们的支持和人民文学、燕京文学这些编辑们反复的鼓励、做工作，也许他早就已经彻底放下他写作的笔。
结果当他拿出一部《受戒》，把人世间的美好与纯真写得淋漓尽致，却被人质疑为“写的挺好，但这有什么意义？”
直至今时今日，在刘培文的座谈会上，汪增其依然要躺枪，依旧要咬牙忍受别人的嘲讽。
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培文心中越想越气，等到该他发言的时候，这股抑制不住的怒意已经成为了一柄利剑。
于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暴论。
“刚才听了诸位同仁的点评和分析，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吧。”刘培文淡淡地说。
“我认为，今时今日，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文学必须要有所批判，有所揭露，而不可以歌颂美好，不可以表达人世间的美，不能单纯只为讲好一个故事而努力，那他就是文学的罪人！甚至是文学的掘墓人！”
“刘培文，你这话什么意思？给谁扣帽子呢？”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站起来斥道。
“我没有给任何人扣帽子，我说的是有人，也不一定是在座的各位，请不要急着对号入座。”刘培文也没起身，就坐在那里继续平淡的说着话。
刚刚站起来的人立马尴尬了起来。什么意思，对号入座的是我对吧？
“咱们国家的文艺发展的标准，一直是双百方针，”刘培文继续说，“其核心精神就是文学艺术应当可以自由的发展与讨论。文学应不应该响应社会发展需要？应不应该有批判的作用？当然应该、太应该了。”
“但是如果因为有需要，就认为文学只能用来批判、揭露，不能歌颂美好，那这样的文学，还能叫做文学吗？”刘培文质问道。
“这样的文学，根本不是文学！它只是一份判决书、是公审大会上的发言稿！”
“如今咱们国家在不断进行改革探索，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更不能够只看到错误的、不对的，应该站在更广阔的的视野上，看到那些属于人性中的美好，属于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这也是目前很多记录时代发展的文学作品兴起、受到大家认可的原因。
“博马舍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而我要说，若赞美不自由，则批评同样是无根之水。
“如果文学失去了对美好的认可，失去了对发展的正面评价，文学同样会被普罗大众、被每一位读者所抛弃。到时候再坚持的所谓的批判性、揭露丑恶，没有人看，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说我的作品，我承认我的作品确有其局限性，毕竟我也是新人作者。
“就拿刚才有人批评的《受戒》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说这部作品格局不足，情呀爱呀的没意思。
“要我说，这些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美好，才是人民群众对于生活充满希望的原因。《受戒》这样一部鼓舞人心，给人以希望和美的作品，是属于人民的作品，是能够青史留名的好作品！”
“好！”话说到这里，有人率先带头叫好。
刘培文一看，正是王濛。
随即在座的大多数人也鼓起掌来，其中有几人面色尴尬，抬起的手悬在空中，鼓也不是，不鼓也不是。
主持会议的杨墨很是赞叹的看了刘培文一眼，看到如今气氛有点偏离，就准备开口宣布座谈会到此结束。
谁知鼓掌刚结束，刘培文却站起身来，对着王濛说道：“王濛老师，今天虽然是我的小说的座谈会，但是难得大家来得齐整，不如我们探讨探讨意识流写作，怎么样？”
刘培文之所以站起来说这个，一方面是他确实有心尝试，却觉得自己缺乏指导，另一方面也有转变座谈会内容，让大家转移注意力的想法。
毕竟人家燕京文艺邀请这么多人来开座谈会，最后闹得不欢而散，说出去反而不美。
杨墨看他越俎代庖，只是笑了笑，扭头看着一旁的王濛，“怎么样，讲讲你的心得吧！”
王濛没想到自己来一趟还当起了讲师，不过他倒也不抗拒。
自从1980年以来，他一直推动尝试中文语境的意识流写作的努力，写了《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一系列作品，褒贬不一，但确实也影响了一大批人。
“既然这样，我简单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意识流的写作还要从现代派的概念说起……”
王濛足足花了四十分钟，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