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建设活动。
比如，炀帝在即位初期，大业元年605，就营建东都洛阳城，每月役丁200万人，近四成劳力死亡。
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余万；
大业四年，发丁男20万修筑长城，死者超过一半。
从大业元年开始，隋政权就持续开挖大运河。
到大业四年，仅这一年内，为通济渠和永济渠的施工，就各自动用劳力百余万，人员死伤无数。
总之，在隋炀帝统治的13年里，几乎年年滥发徭役，不仅人数规模空前，而且超时延期，甚至从不限定工期、役期。
更糟糕的是，徭役的强度高、生活条件差、执法严，死亡率极高。
常年徭役，让民众不得休息，
百姓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民生极度贫困。
于是，“天下死于役而伤于财”。
这也是我向陛下建议，一些庞大的工程为什么要分期完成，而不是一口气做完的先例。”
壮劳力大批量的死亡，这个王朝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嗯，咱大明还是要吸取隋炀帝灭亡的教训。”
朱元璋一直都对于王布犁提出的分期干工程项目的方法很是满意。
如此一来也不会耽误农忙。
那些壮劳力修运河也得了钱财。
商人为了降低税收也主动花钱。
总之，就是朝廷一文钱没花还有的赚，就把活给干了！
这法子可比隋炀帝大手一挥高明许多。
“所以说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钱粮，直到隋朝灭亡时官府仓库中还有大量钱粮。
在我看来，隋亡的主因是徭役过重、滥用民力。”
朱标顺着王布犁的话总结了一句。
“嗯，太子哥总结的是这么个意思。”王布犁对于朱标的政治敏感度很是满意：
“中国古代历史上，因滥用民力，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朝代更迭，也只见有隋一朝。”
“这么说，徭役并不是一件很好的征税方式了？”
胡惟庸也明白徭役更是一种政府征收的税，没有人能够拒绝。
古代财政的税柄就三个。
要么税人，要么税地，要么税商。
在税人中，最原始的形式就是用徭役方式直接去役使民力，让民众无偿地充当士兵、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修建工程或充当运输的人力等。
徭役是直接加在民众身上的负担。
它一方面会影响民众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与能力，服徭役的人就不能耕田种地，也没有粮食可吃。
另一方面，徭役负担直接为肉体感受到，税痛感最强，痛苦最为直接与深刻，还可能造成人的死亡。
因此，用徭役作为财政收入的形式，不仅影响到财富的创造，还会引起劳动者的直接反抗，并非好方式。
陈胜吴广也是因为服徭役开始造反的。
尤其是这么多壮年聚集在一起，一旦把控不好现场，很难不出事的。
元末组织人力修黄河，同样也是如此。
“理论而言，确实是这样。”王布犁打出一张牌：“他们都吃不饱饭了，为什么不造反呢？
百姓的忍耐度是有限的。
就如同当年陛下也是忍无可忍之下，参加了起义军，走上了造反的道路，缔造了如今的大明。
恐怕这件事不仅连陛下都没想到，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一说到这个，朱元璋内心还是有些得意的，他摸着牌感慨一句：
“是啊，咱当年想着能当兵吃饱饭就已经很不错了，谁承想得了天下，当了天子呢！”
“哈哈哈。”
徐达等人皆是大笑。
沐英更是感同身受，未曾想过收养自己的好心人能当上天子。
他至今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咱童年的时候命不好，可谁承想后面会变得这么好？
“咱吸取了宋元的教训，重申两税作为大明正统财政收入的地位。
征收两税的时间也大大放宽，其中夏税不得超过农历八月，秋粮不得超过次年农历二月。
在形式上，两税缴纳实物，以米麦为主，丝织品为副。
在财政上，咱为避免宋元时期巧立名目妄取百姓财富的做法。
坚守将两税作为大明正式财政收入的决心。”
朱元璋说这话的时候是略有得意的。
两税制度源于唐朝的改革，当然不是没有其他杂税啊！
宋代的两税，以钱、米两项立额，被称之为“夏税秋苗”。
意思是夏季征收帛和钱，秋季征收粮食和草。
在制度上，两税都依据田亩的数量与等级来征收，原则上自耕农直接缴两税给国家。
而佃农则首先把地租交给地主，再由地主向国家缴两税。
原本与土地相关的各种附加税，在宋初都逐步并入了两税。
为征收两税，宋代进行了多次土地清丈活动，并编制账册对土地进行管理。
不过，在宋代仅凭两税收入并不足以支持国家应对外来入侵的威胁。
于是财政上不得不转向主要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