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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本不该在通州爆发，通州是大运河北端，南方向北方漕运的最后一站，而鼠疫从北方来。
依照潜伏时间，本该在密云甚至关外行军途中爆发，那样危害会小得多，追随戚继光北征的浙军伤兵少之又少，又对紧急情况有相应防范措施，如果在关外爆发，这场疫情可能连消息都不会传进关内就没了。
但万历皇帝挂在嘴边的心头好，青龙军列，帮助鼠疫完成从乌梁海到通州的旅行。
青龙军列这名字听起来很酷，但其实对坐过它的士兵来说根本不是那回事，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再坐第二次——但没办法，他们的将军想，并觉得他们想。
快呀。
啥玩意儿能让一个完整建制的游击将军部携辎重、战车、火炮一个时辰窜出去四十里啊？
没有，这世上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徒步行军人走二十里不难，训练艰苦的老兵在路上甚至还能吃点饭、歇两回，新兵咬咬牙也还可以，但战车、辎重对路况要求太高，尤其是火炮，这玩意儿在平路上都走不快。
可只要部队拉到车站登上青龙，军列就能十二个时辰内把人、马、车、炮、粮，统统送到三百里外。
一个时辰四十里不难，难的是两个时辰、三个时辰，始终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人是需要休息的，马更需要休息，但青龙不需要。
它可以在一天、两天后只要轨道没走完，依然能以这个速度继续开进。
在这样的速度诱惑下，将军们根本不关心什么风大、天冷、摇摇晃晃快把脑浆子颠出来之类的问题。
其实话又说回来，坐青龙军列行军难受归难受，可行军千里，随便问哪个人他都宁可在军列上难受三天，也不乐意靠双腿走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时代在变化，就连戚继光也没想到乌梁海会在他手中真正稳固下来……事实来的太过吊诡，在木铁复合轨道建成后，千里外的北直隶向兀良哈三卫调兵速度比翻过两座山的蒙古部落放牧溜达过来更快。
这一变化带来不好的影响就是一切在朝着中心汇聚，这个中心就是通州，四通八达的通。
它既是漕运的最后一站，也是铁路向口外运输的起点，还能直通北洋海运，军队在通州、伤兵在通州、车夫在通州、煤商在通州粮商自然也在通州，一切都在通州汇聚——瘟疫，也来了。
陈实功的准备工作还算简单，好在年后不久，京师及近畿尚存诸多鞭炮，被总医官以皇帝发内库银征用，另有北洋工业区的胰子、医服、硫磺粉、头巾、口罩等物，皆听令制取，一应价格朝廷照给，让万历皇帝落得一番好名声。
万历确实对瘟疫非常上心，不但下诏取太仓银，发东厂宦官至通州，非但百姓瞧病的诊金免了，还给每个患者发银六分、钱二百，以资日常用度；另外还一面用蜂窝煤税的部分减免来换取煤商大户对通州的炭火支援，一面使宦官携内库银奔赴各地采办物资。
更关键的粮，但凡遇到什么大灾大难，粮食永远是个大问题。
达官贵人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别管刷牙洗脸的护发护肤还是沐浴泡澡的澡豆胰子，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想用多少就能用多少；而寻常百姓却不一样，他们有限的财力一要满足口腹二要顾住冷暖，卫生上普遍相对显贵之辈要稍差一些。
最容易遭受感染的，恰恰是粮食与基本物资的生产者们。
这个趋势被万历发现后，当即做出一项决定——今年南洋军府海运至北洋的四百六十万石米粮，不进京师，统统调至漕运衙门，如定海神针般压在通州救济荒年。
浮动的人心几乎在顷刻间稳住了。
如此决策几无先例，并非以前的人不想，而是实在没有这份能力，四百六十万石大米接近帝国一年赋税收入的两成，能养活六成九边将士，下这份决心对帝国天子绝非轻易，何况以前的帝王没有这份收入，又从何来下决定呢？
只有万历，帝国在他执掌的时代不但有这份持续的额外收入，还有转封宗藩带来的禄米减少，钱粮在他的时代才是真正可以用作进攻的精锐之师，而非只能守备的地方军。
换句话说，隆庆爷就是整天什么都不吃，隆庆时代的大明帝国依然年年赤字，万历就算天天胡吃海塞每年花掉二百万两，不论他拿这个钱去干什么，他就算在紫禁城拿银子融一大堆小万历陪他玩，也依然是明君，因为他的花销不会让帝国支出捉襟见肘，更不会影响帝国正常运行。
而得到这一雄厚财力支援的总医官陈实功的切身感受，自然是无往不利。
宏观大环境极好的条件下，个人能力哪怕不那么突出，只要没到非常拖后腿的程度，往往都能把事情办好。
反过来也是一样，大明崩溃之时，再多忠臣良将勉力支撑，总兵官侯世禄就是个例子，他带五千兵马从宣府赶去保卫北京，年末十一月份发了年初正月的军饷，带兵到蓟州，一路上两个县都不管饭，主将袁崇焕嫌他的兵老弱疲惫，蓟州城都没让进，更不让过夜，过夜第二天就得管他们饭，所以扣下炮兵与火炮打发他去别的地方；失去重火力的侯世禄到通州城，通州也不让他进城，留了两千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