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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一章 以民为本(1 / 2)

东汉立朝伊始,便偏向大地主,渐渐诞生了士族,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平民开始失去土地。

此时天灾连年,人祸不断,使得本就贫穷的平民百姓纷纷破产,生计无着,他们或沦为佃农,或沦为奴婢,或弃农经商,甚至还不少被迫流亡,成为流民。

为了求得生存,流民多次举行起义,黄巾之乱,便是其中的巅峰。

这被称为流民一怒天下反,然而起义导致社会连年战乱,反过来又产生了更多的流民,成为天下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循环。

流民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有天灾和人祸两方面,天灾造就矛盾,人祸激化矛盾,两者相生,天下大乱。

天灾即是自然灾害,是导致流民产生的直接原因。

东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气候由暖转寒的时期,气候渐趋寒冷,自然灾害多发。

东汉一共195年,其中有明确史料记载的灾年,竟有119年之多,这一阶段的自然灾害以多种灾害并发为其典型特征,其中水灾、风雹、早灾、蝗灾较为常见,而且往往同年中两灾、三灾并起。

尤其是汉安帝在位其间十九年,只有一年未见灾荒记载,几乎每年都有数种灾害发生,其中最多的一年为延光元年,这年共发生水、旱、震、风、雹、蝗六种灾害,整个天下困苦不堪。

这也是为什么袁熙读到这段历史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可能兴修农田水利设施的原因。

所谓风调雨顺,完全是看天吃饭,只有人对大自然的改造,才是拯救自身,泽被后世,利在千秋的根本解决办法。

自然是美的,百姓也是也是美的,两者结合而出的升华之美,便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从大自然中获取回报的过程。

对于自然灾害,汉廷可以救灾,但是当朝廷不作为,或者无能为力时,就变成了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此谓人祸。

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人口数量,《中论·民数》篇:“民数周为国之本也”。

东汉初期百废待兴,汉庭极为重视增加人口,故大力鼓励生育,《后汉书·章帝纪》载:“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

加上鼓励早婚等因素,人口因此飞速增长,到了中后期,出现了地少人多的情况。

但另一方面,汉廷并未采取办法阻止大地主大士族兼并土地,加上东汉赋税非常沉重,其特点是田税轻,人头税重,这明显是偏向大地主,将农民逼上绝路。

如果遭遇重大变故,使农民不堪重负,破产流亡,出现“百姓流离,无故者半”、“天下户口减半”的局面,便使得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无地的贫民。

没有饭吃,自然要起义,且不管黄巾起义中,是否有大地主大士族浑水摸鱼的影子,其始作俑者,还是汉廷的政策出现了偏差,导致被反噬的恶果。

而豪强地主们“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成为了大大小小,称霸一方的势力,同时觊觎着权利顶峰。

袁熙心知这个问题,从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都没有解决,只是既得利益者从大地主变成了资本家而已,食利阶级从始至终都在把持着政策的制定。

在这种社会中,交税的主力都是社会中层,而收入最高的上层人士,却想方设法避税,甚至出现了负收入,真是极为讽刺。

这便是袁熙为什么如此痛恨士族地主的原因,朝代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不是他们,但之前的几捆稻草,肯定是他们压上去的。

袁熙是个很有别扭的人,他更痛恨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除了比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得多之外,许多地方的社会道德还不如后者。

比如更加隐蔽,压榨下层民众的手段。

比如表面平等,实际更加放荡的人伦。

比如更加坚固,无法让人反抗的锁链。

资本主义萌芽,激发出的不仅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还赤裸裸的压榨出了更多的血汗和生命。

要是两种社会形态具备同样的生产力和技术力,到底哪个高明,袁熙其实并不知道。

所以袁熙不打算搞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这很可能是是条弯路,又如同宿命之环般,兜兜转转画了一个圈子回到原点。

如果历史的轮回真是如此的话,那他宁愿尝试一下,如果不走这个环的话,能不能打破这个怪圈?

袁熙从不否认事情有两面性,凌驾于百姓民众之上的,天子之下的统治阶级,从上古最早的奴隶主,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再到汉末魏晋唐朝的士族,再到宋明时期的士绅,以及资本社会的资本家,里面固然有剥削压迫百姓的存在,但却不可否认,也有自我革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相较于后世一股脑将罪责推给所谓的资本,袁熙就想不明白,资本,不就只是资本吗?

资本是死的,掌握它的人才是关键,好人叫做企业家,坏人叫做…..反动派。

当然,反动派可能是富人,也可能是甘当富人马前卒的精神奴才。

倒推回来,当今也是这样,袁熙不可能灭尽天下士族,视其反动程度,便只能拉拢一批,打击一批,感化一批,消灭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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