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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0章 明朝那些事儿(中)(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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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心想,近半的缺口一定是被某些官员贪掉了,但总不至于贪污了上百万石粮食吧?其实,这完全是朱元璋在回避问了。不愿承认是因为自己制定的赋税额度太高,把底层百姓逼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郭桓案”爆发之前,“苏州知府”就曾经上报朝廷说过,江浙地区的赋税的确是太重了,百姓们也实在是受不了了。但朱元璋收到上奏后根本不听,反倒把“苏州知府”拉到苏州城上“砍头示众”来吓唬当地百姓。

当时赞同“苏州知府”观点的“户部尚书”滕德懋也被朱元璋以“盗取军粮十万石”为由直接腰斩。而滕德懋之妻王氏,也被朱元璋下令抓起来,让官府审问说:“你丈夫因盗取十万石军粮被杀,你有什么想说的?”

王氏说:“盗取军粮乃触犯国法之重罪,当然该死!但既然口口声声说我家老爷盗取十万石军粮?那为何不拿出一点来赡养家人呢?”于是,朱元璋听罢后追问:“那你吃的是什么?”王氏说:“我吃的是野菜。”

朱元璋大怒,立刻让人杀掉王氏,剖开肚皮,看看她到底吃的是什么?结果,最终发现王氏的胃里只有野菜。尽管朱元璋觉得杀滕德懋杀错了,但他依然固执地认为江南地区的粮食就如同海绵里的水,只要大力压榨,总是会有的。朱元璋认为之所以收不上来足额的税粮,就是因为“郭桓”这个贪污集团的存在!

因此,在整个“郭桓案”中被依法刑杀的人,有的史书记载是三万,但也有些史料记载是八万,至于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连朱元璋本人也记不清了,他只能说:“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足见此案杀戮之重!

不过,其中被杀得最多的并不是“官”,而是“吏”。在古代,“吏”只是官府里打杂的办事人员而已,又称为“小吏”、“吏员”,相当于后世公务员之“科员”和“乡级”以下干部,小到没有品秩,没资格享受朝廷奉碌,但却承受着上级领导(县官)们派发的任务,因此手中有一定的权利,能合情合理地压榨和剥削老百姓。

朱元璋之所以大开杀戒且主要刑杀中央六部官员和各地小吏,而不是刻意刑杀地方的中下层官员,是因为若把各地官员也杀光了,那还有谁来替他维护各地的封建统治?国家也无法运转,至少没人办案了。

所以,整个“郭桓案”中,被杀的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以“富户”为代表的所谓“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与各地“县令”(“知县”)、“州府”(“知州”)等官员串通一气,凭借自己“乡绅豪族”的身份,拿着鸡毛当令箭去行驶“官府小吏”的职权,将朝廷的巨量税收往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身上转嫁,逼得百姓走投无路而暴动。

结果,这一通瞒上欺下的操作下来,让朱元璋大怒,一声令下导致数万人入狱受刑后被杀,百余万人被没收财产后遭到流放,比如把南方人流放到东北地区,把北方人流放到岭南琼岛,江浙人则被流放到西域,而陕甘宁边区的犯人尤其是“西番”(青海)者,则被流放到东海岛屿如“琉球”、“东番”(台湾岛)上。

其实,朱元璋办理“郭桓案”从表面上看起来透露出一种“天真”和“可笑”,看似以为朱元璋坚持认为“六部”官员集体贪污腐败,必须将其“脏银”(赃款)全部搜刮出来,实际上是通过打击官僚系统来巩固皇权。

并且,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坚持“责任追究制度”,比如是“布政司”的责任就抓“布政使”(省长),然后接着问“脏银从哪里来的?”于是,就这么一层层追问下去,最终指向了老百姓中的“富户”(“乡绅地主”),相当于后世的所谓“中产阶级”。这下,朱元璋放心了,因为他在立国之初就制订的所谓“粮长制度”起作用了。

这所谓的“粮长制度”其实就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圈套”,只是方便朱元璋在需要时,将对方全部收割而已。为何这么说?因为在洪武四年(西元1371年),朱元璋在直隶南京、江浙地区、湖广地区、两广地区、福建地区(包括台湾岛)实行了“粮长制度”,以10000石粮食的年税收收入来划分区域,便于征粮。

当时,每个区域都必须找一人来当“粮长”(相当于后世“乡长”),另找俩“大户”来当“副粮长”,协助“粮长”征粮,以完成朝廷下发给当地官府尤其是各地县衙的征税任务。“粮长”的任务就是负责每个区域的“税粮征收”(交公粮)和运输“税粮”,但朝廷不会给这些“小吏”们发“俸禄”(工资),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对于这些基层小吏来说,朝廷不给自己发工资,也没有任何活动经费,那可怎么办?能罢工么?那就等着被杀头吧!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因为“粮长”作为后世的“乡级干部”,跟“县令”(“县长”)这样的“小品芝麻官”多少有些“裙带关系”。于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就顺理成章了,而索拿卡要自然合情合理合法。

可对从“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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